王安憶通常被目爲“海派“傳人。但若着眼於其美學理想、寫作姿態與意識形態，則其在創作內質的某些方面更接近於“京派“。
從《富萍》到《桃之夭夭》，王安憶開創了一個特殊的將京派美學移植到社會主義背景的創作面向。
其間，寫實圖景所可能引爆的“批判“與浪漫懷思的“昇華“之間的張力，構成了王安憶近年小說中最爲特殊的景觀。
在好的時候，那種平民生活中蓄積的美與自然力相得益彰，呈現出一種救贖式的“靈韻“在另一些時候，當涉及處理較爲複雜的歷史事件與圖景時，她的京派/浪漫派的美學方式就顯得失之簡化。在近期的《啓蒙時代》，她的京派/浪漫派的美學處理框架暴露出它形式與意識形態的侷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