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最近一段時期，從企業用電到居民用電，從南方到北方，全國多地拉閘限電背後，都傳遞出了一個共性——爲配合地區“能耗雙控”要求。“能耗雙控”該爲拉閘限電背鍋嗎？
“能耗雙控”該爲拉閘限電背鍋嗎
六年前，中央提出的“能耗雙控”目標，是透過控制能源消耗強度和控制能源消耗總量，提高單位GDP能源利用效率，促進經濟提質增效、綠色發展，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等。
在過去的五年裏，各地的“能耗雙控”任務執行得一直比較順利。然而，爲何到了2021年上半年，部分地區能耗強度不降反升？甚至其中9省區被國家發改委列爲一級預警地區，進而多地突然需要透過行政式的拉閘限電運動，來完成能耗目標？
顯然，中央的“能耗雙控”的目標和任務是既定的，並沒有出現標準更改和提高等現象。多地突然需要透過“拉閘限電”完成“能耗雙控”目標，暴露出了在過去幾年來，部分地區在執行中，存在明顯的打折扣問題。
部分地區在落實“能耗雙控”目標上工作做的不紮實，一旦遭遇供電側與售電側中存在的失配和錯位風險、電價市場化改革行至半途等問題，最終在“能耗雙控”硬約束下，各地就只能採取拉閘限電等行政手段應對。
當然，出現行政式拉閘限電運動，也與“煤電頂牛”這一多年來的頑疾有關。當前，我國煤炭價格基本實現了市場化定價，而電價方面還主要以政府指導價爲主。
電價未能完全實現市場定價，源自電力領域輸配售電側改革，長期以來未能實現有效突破。而“市場煤”與“限價電”長期並存，導致煤價一上漲，發電企業難以正常實現價格傳導，最終影響了發電企業積極性。
同時，由於我國的電力結構中火力發電佔比較高，風能、太陽能、潮汐能、水電能等綠色能源行業在成本和技術等方面的約束，暫時難以對火電產生強替代效應。
因此，一旦在“能控雙控”目標下，各地清理整頓煤礦等，影響電煤供給，爲緩解電力短缺問題就只能透過拉閘限電等行政手段加以緩解，從而扭曲要素資源的市場價格，導致市場資源錯配，進一步放大經濟社會損失。
用市場化方式化解運動式限電
當前，要避免運動式拉閘限電，保障企業和居民的正常合理用電需求，需要從哪些地方着手呢？
首先，需要在目前完善居民和企業實行階梯電價的同時，適度放鬆電價的政府指導價，基於拉姆齊定價法則，對高能耗、高排放等企業實現懲罰性邊際電價，以透過價格倒逼企業節能減排和升級轉型。
其次，要加快推進碳排放市場交易。目前，主要以碳排放權交易的廣州期貨交易所已經成立，而且目前碳排放交易在技術上、制度上已經不存在障礙。儘快上馬碳排放交易產品，在爲企業分配月度、季度和年碳排放額度後，要求企業只有從市場購買到碳排放權才能獲得用電資格，顯得迫在眉睫。
再次，還需要完善中央專項轉移支付與強化地方“能耗雙控”的績效責任，雙管齊下緩解部分地方“懶政”。
近年來財稅體制改革，尤其是營改增和土地出讓金轉爲稅務部門代徵等後，中央與地方的財事權出現了新的特徵。部分地方政府自主財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便在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等項目採取變相放縱的做法，以透過做大地方財政收入總量，增加地方財力。
因此，要防範地方政府的“懶政”行爲，需要適度完善中央專項轉移支付的力度和規模，以緩解地方政府財力自主不足現象。抑或適度調整中央地方財事權分配，將諸如教育、公共衛生等列爲中央事權，透過中央地方在事權方面的平衡，緩解地方財政壓力。
總之，當前部分省區市出現限電、停產等問題，暴露了我國電力體制方面售電側改革相對滯後的問題；同時，在提出碳中和、碳達峯和“能耗雙控”等目標任務之際，與之對應的碳權現貨、期貨市場不完善，未能真正給“能耗雙控”開山劈路，爲其提供有效的市場化自治渠道和工具。
爲此，開前門堵後門，預防運動式命令式拉閘限電，需要的是加快完善電力體制改革和推進碳權市場建設，用市場化方式推進碳中和、碳達峯和能耗雙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