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話自由體譯詩派。五四運動掀起一股聲勢浩大的白話文浪潮，激進分子更是大肆宣揚全盤廢除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主張破舊立新。當時出現了大量期刊或者社團，出版了大量白話文讀物，其中西詩漢譯作品十分常見。在新文學革命的影響下，絕大多數的譯者採取破除詩歌格律、重內容輕形式的譯法，白話自由體譯詩佔據當時西方詩歌翻譯的主體地位。最具代表的期刊是《新青年》，據統計，《新青年》共出9卷54號，其中文學翻譯總數約144篇/首，譯詩91首，譯詩數量在文學翻譯總數的佔比高達63%（文珊，王東風，2015）。
2、白話新格律體譯詩派。以新月派爲代表的白話新格律體譯詩派，譯詩不僅強調內容忠實於原詩，更強調譯詩的形式美、音樂性。新格律體不同於自由體，又沒有固定格律的格律詩，主張詩歌應該押韻，詩行應當相對整齊，應有一定的格律形式，但這種格律形式能夠變化多樣。新月派代表人物有徐志摩、聞一多、卞之琳等。徐志摩認爲“完美的形體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現。”（徐志摩，1924）他強調譯詩不光是譯神韻，還得譯出形式，神韻要化進形式，這樣才能像香水瓶裝下香水。聞一多早期是用文言體翻譯西詩，後改變想法，極力提倡新格律體運動，1926年在《詩的格律》中系統地建立了新格律詩的主張，他要求“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陳丹，2008），格律應該根據內容的需要“相體裁衣”，譯詩首先本身要是一首詩，因此也強調譯詩形式的重要性。
3、文言古詩體譯詩派。文言古詩體譯詩派以學衡派爲代表，在當時白話文盛行的環境中，被戴上頑固分子的帽子、劃入保守派，長期處於被冷落的境地中。《學衡》雜誌的創立爲學衡派提供了發表譯作和譯論的平臺，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光，行批判之職事”爲宗旨（張賀敏，2001），代表人物有吳宓、梅光迪、劉伯明等，他們嚴厲批判新文化運動喜“新”厭“舊”、隨波逐流的社會風氣，給予當時轟轟烈烈、全盤反對舊文學的趨勢猛烈的一擊，堅信文言文優於白話文，主張譯詩要採用傳統文言體詩歌形式。
五四時期詩歌流派有:
1、湖畔派——因該流派詩人多聚集在西子湖畔而得名，是中國新詩最早的一個流派。愛情，是湖畔派吟唱的主要內容。代表詩人是馮雪峯、汪靜之、應修人、潘漠華等。代表作品：馮雪峯《伊在》《賣花少女》，汪靜之《蕙的風》《我是死寂的海水》，應修人《含苞》，潘漠華《離家》等。
2、新月派——提倡爲藝術而藝術的唯美寫作。代表詩人是徐志摩、方令儒、朱湘、陳夢家、聞一多、林徽因等。代表作品：徐志摩《沙揚娜拉》《再別康橋》，聞一多《死水》《靜夜》，朱湘《採蓮曲》等。
3、象徵派——早期現代詩歌的一個分支，更具有獨立的象徵主義特徵。代表詩人是李金髮、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胡也頻、蓬子等。代表作品：王獨清《但丁墓旁》，李金髮《棄婦》《我揹負了……》《里昂的車中》，胡也頻《曠野》，穆木天《落花》《煙雨中》等。
4、現代派——這一流派的詩歌成就較大，對後世的影響也比較深遠。他們堅持“純詩”的概念，主張借鑑西方現代藝術手法，重視詩的思維、情緒，但並不注重詩的音樂性和外在的格律形式。代表詩人有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廢名、徐遲、林庚、金克木、玲君、施蟄存、路易士等。代表作品：卞之琳《斷章》，戴望舒《雨巷》《我用殘損的手掌》，何其芳《預言》《花環》，廢名《十二月十九夜》等。
5、七月派——這一流派的詩人大多經歷過人生的重大起落沉浮，深陷政治冤獄幾十年，新時期得以“鮮花重放”，是跨越了三個時代的詩歌流派。代表詩人有牛漢、艾青、羅洛、曾卓、綠原、魯藜、彭燕郊、鄒荻帆、胡風等。代表作品：牛漢《我的家》《半棵樹》《華南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礁石》，鄒荻帆《花與果實》《走向北方》，曾卓《欄杆與火》《懸崖邊的樹》，胡風《爲祖國而歌》，綠原《驚蟄》，魯藜《泥土》，彭燕郊《冬日》等。
6、九葉派——顧名思義由九位詩人組成。他們努力融合中國古典詩歌和西方現代詩歌的語言風格，追求詩歌的現實性、象徵性和哲理性，注重詩人內心獨特的感受。代表詩人有辛笛、陳敬容、鄭敏、杜運燮、唐祈、穆旦、袁可嘉等。代表作品：陳敬容《珠和覓珠人》，穆旦《讚美》《森林之魅》等。
